尕日塘秦刻石未释读之一字或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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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图中标记处应为“行”字。

图二：秦印王行印。

图三：依照“王行”印写法大致摹写的此处“行”字。本文图片由习建林提供。

2025年6月8日，《光明日报》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仝涛研究员《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关于此刻石的真伪引发了热烈的学术争鸣。

作为一名在青海工作生活30多年的书法篆刻研习者，笔者对这个石刻十分关注，于6月13日写了一篇《青海发现秦代昆仑刻石之我见》的文章，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西海宁远斋”上发表，个人认为此刻石为真，并就刻石的文字内容发表了具体看法，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认同。

如今，国家文物局两次组织多学科专家实地勘察，形成了《青海省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调查报告》。最终认定此为秦代刻石，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秦代刻石，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听闻此消息，笔者喜悦兴奋之余，想就尕日塘秦刻石以及秦文字及其镌刻情况，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笔者研习篆书篆刻近二十年，对秦文字和秦印的研习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自春秋时期，秦文字的字形、结构以及线条就有了秦小篆的影子，大致从秦孝公时期开始，秦文字就与秦统一六国后的秦诏版基本一致了。我们可以从西周至秦统一六国时的各种器物的铭文中发现其演变发展的过程，文字从最初的多铸造演变到后来的多凿刻，字形由原来的厚重浑圆演变为后来的劲挺刚健，方圆并寓。秦统一六国后，有相当一部分秦系篆书通过秦刻石如《泰山刻石》以及秦诏版、秦量、秦权、秦印等形式留传至今。

通过不同风格的秦诏版、秦权文字所表现出的不同美感，可以看出，不同的作者在凿刻文字时，都是在规范的秦文字前提下，不自觉地融入了个人的审美与技法，表现出了个人的书写或凿刻水平。

尕日塘刻石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1字，共37字，文字风格属秦小篆，内容为“皇帝/使五/大夫臣□/將方□/采樂□/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其文字是在岩石上凿刻而成，虽然它与秦诏版、秦量、秦权的材质不同，但是文字的结构及线条的形态是一致的。

从书法镌刻的角度来看，尕日塘秦刻石内容完整，布局疏密有致，线条瘦劲刚韧，字形结体与秦小篆相符且文字大小错落，书写感强烈，整体与秦诏版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一名书法篆刻研习者，笔者在释读刻石通篇文字时，通过揣摩观察残损文字残留部分与刻石释文语句，结合自己曾经临摹过的一方“王行”秦印（此印收入清代陈介祺藏品之《十钟山房印举》第二册，见本文图二），认为尕日塘秦刻石倒数第三列中间的“前”字与“可”字之间的未释读文字应为“行”字。（见图三）

笔者当年之所以临摹“王行”秦印，就是感觉此秦印中的“行”字与其他常见的秦印“行”字结体明显不同，好奇心驱使自己临刻了一遍，心中遂留下了特别印记。此番试着以此“行”字的写法在“前”字与“可”字之间的未释读文字残损空间摹写，觉得唯有“行”字吻合此处文字的结字、空间与释文语句。

另外，官方的定论尕日塘刻石使用平口工具斜方直接凿刻。作为一名篆刻爱好者，我们现在刻制石材章料使用的刻刀基本为平口刀。平口刀刃的角度一般为15-30度，但在秦汉时期，印章作为证明官职、个人身份等实用器的时代，它的制作方式大致为铸、凿及砣制等方法。秦汉时期凿刻铜印等硬质材料时，还需要一些如U型刀、V型刀、梯形刀等凿刻工具。不同的刀凿刻出的凹槽形状是不同的——U型刀刻的印，线条凹槽圆润饱满；V型刀刻的印，线条凹槽细劲刚健；梯形刀刻的印，线条凹槽平直宽厚。摩崖石刻与凿刻印章工具异曲同工，根据刻石线条凹槽的形状，我推断尕日塘秦刻石当时使用的凿刻器具应为类似于古人凿刻印章时使用的梯型刀工具。

以上几点仅是个人粗浅的看法，由于专业素养能力浅薄，个人观点看法正确与否，还请方家指正。总之，尕日塘秦刻石自秦代矗立河源，补史之缺毋庸置疑，作为一名青海人十分自豪，希望有关单位切实保护好这块珍贵的刻石，也期待今后能有机会在现场一睹真迹。

(作者系青海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青海省书法家协会篆书篆刻专业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