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刚
北京日化二厂曾是通州知青最多的厂子,那里留下了很多故事和回忆。
我老家是通州区漷县镇梁家务村。1968年底,村里来了第一批知青,有六七个人,之后差不多每年接收一批。村里头干净整洁,村干部们又热情相迎。知青们跟村里的社员共同派工劳动,耕种之外还要打机井、挖沟渠、起猪圈、平坟头儿整理土地。村上男劳力日工记10分,知青们干得少,只给记7分半,女生还要更少一些。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知青们的工分少,换的粮食少就吃不饱,就指着过年过节生产队杀猪杀牛时补一补了。时间最能锻炼人,一年工夫,他们手上磨出茧子,能分清五谷杂粮,劳动越来越卖力,俨然就是农民了。
知青越来越多,党支部在村南头儿建设了个知青大院。当时,我爸在知青办上班,经常看到知青家长的来信,有县城的,有市区的,还有国家驻芬兰大使馆的,爸爸会一一回复。村里从南到北的中心街两侧,一面面的房山、院墙上,白地红字半米见方的大字标语接连不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常常结结巴巴地念出声来。
我爱看知青们穿红色绿色鲜艳的新衣服,爱吃他们奖励的大白兔奶糖。从有知青开始,村里才看见拖鞋裙子格衬衫,听见京剧评剧三句半。知青给我们落后的农村带来了文艺和时尚,给村里增添了青春和活力。我们几个半大孩子,天天去知青大院玩儿,跟着他们学唱歌。“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脑袋脖子较劲,眼睛较劲,我能完整地唱下来京韵大鼓《送女上大学》,逗得大人们哈哈大笑。
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年,我读小学五年级。一天晚上我放学回家,妈妈正在做面条汤,说一位女知青病了。妈妈给知青做病号饭是常有的事。我进屋看到那个知青姐姐正在炕桌旁做题。我冲她摆摆手打招呼,就出家门去玩了。一连好几天,知青姐姐都带着病学习功课,有时专心朗读,有时翻阅字典,有时验算习题。原来,她和很多人一样在高考复习,院子里鸡飞狗叫的,她根本不为所动。她返城后去了外交部培训中心工作,还多次来信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给我信心和动力。后来,我们兄妹三人都如愿考了出来,并有了理想的工作。
大概是1979年,村里的知青全部返城。但他们都还常回村里,看望知青大院,看望我们。